美国精神病人

美国精神病人我选择保罗·艾伦走进餐厅的那一刻下手。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观察了他整整十七分钟。他坐在酒吧那头的皮质软椅上，正对着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滔滔不绝，手指间夹着一杯不加冰的单一麦芽威士忌。他的头发用发胶固定得一丝不苟，深蓝色的阿玛尼西装剪裁精确，领带的颜色与我上个月在萨克斯第五大道买的那条一模一样——深灰色底纹配暗红色斜条纹，一万二一条，现在正挂在我的衣柜里，标签还没拆。 “帕特里克。” 他看见我了。我端起我的马提尼杯，穿过那些谈论并购和季度报表的男人们走过去。空调开得很足，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迪奥香水味，跟我用的是同一款。 “保罗，”我说，“你的新名片收到了吗？” 他笑了，露出一口做过冷光美白的牙齿。“收到了，帕特里克。非常精致。” 我知道他在撒谎。我看了他新名片的设计——哑光白底，黑色罗马字体，边缘镀了一层令人作呕的金色。那片金色薄得可怜，像是从廉价首饰上刮下来的。真正的品味不需要镀金来证明。我的名片用的是极简主义设计，纯粹的Helvetica字体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。 “你的名片让我想到了一些东西。” 他挑起眉毛。 “关于这片区域的地产价值，”我继续说，“以及对冲基金在我们城市生态中扮演的角色。” 这是暗语。我们这种人永远只谈表象，不谈本质。但保罗听懂了——或者说我以为他听懂了。他点点头，喝光了杯中的威士忌，向酒保又要了一杯。 “你最近在忙什么？”他问。 “在筹备一些项目。”我转动着手中的马提尼杯，看着橄榄在液体中缓慢旋转。“你呢？听说你刚签了那个南美基金的单子。” “消息很灵通。” “这一行没有秘密。” 我们表面上是老朋友，实际上我们清楚彼此的存在只是对方社交版图上的一个坐标点。我讨厌他选领带的品味，讨厌他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弧度，讨厌他点威士忌时那个故作优雅的姿势。但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，他的名片居然在视觉辨识度上超过了我——人们或许记不住他的名字，但他们会记得镀金的边缘。 这无法容忍。 “有兴趣来我的公寓坐坐吗？”我说，“我最近收了一张新的休伊·刘易斯专辑，音响系统也升级了。” 他犹豫了一下。我能看到他眼中的计算——拒绝一个同量级的社交邀约不礼貌，但主动接受又显得太急切。他最终还是点了头，这个点头里带着一个华尔街精英该有的矜持和傲慢。 我们离开了酒吧。 夜晚的曼哈顿像一块巨大的黑色蛋糕，灯光在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上切割出几何形状。出租车上，保罗还在谈论他的基金业绩，那些数字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。我微笑着点头，手指在膝盖上轻微叩击，计算着从东村到我公寓的精确时间——十七分半钟，足够我把他的西装纽扣一颗一颗地解开，然后欣赏他眼里的惊恐如何变成无神的空洞。 公寓的门锁发出清脆的声响。 “请进。” 我站在他身后，看着他走进客厅，目光扫过我的白橡木地板和墙上那幅未署名的抽象画。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昂贵香薰混合的气味，干净得不像人居住的地方。 “不错的品味，”他说。 “谢谢。” 我知道，十分钟后他的品味将不再重要。他的领带、他的暗金色名片、他那套阿玛尼西装，所有这些用来定义身份的外壳都会被剥离，直到剩下最本质的东西——血肉和恐惧。 我关上身后的门，转动了锁芯。 他转过身来，脸上还挂着那副商业社交的微笑。 “帕特里克，你——” “别动。” 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刚才在餐厅里谈论地产价值时一样平静。 他僵住了。 墙上的钟在走。窗外的城市在呼吸。而他站在那里，成为了一个即将被人从名册上划掉的名字。 我向他走去。我选择保罗·艾伦走进餐厅的那一刻下手。 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观察了他整整十七分钟。他坐在酒吧那头的皮质软椅上，正对着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滔滔不绝，手指间夹着一杯不加冰的单一麦芽威士忌。他的头发用发胶固定得一丝不苟，深蓝色的阿玛尼西装剪裁精确，领带的颜色与我上个月在萨克斯第五大道买的那条一模一样——深灰色底纹配暗红色斜条纹，一万二一条，现在正挂在我的衣柜里，标签还没拆。 “帕特里克。” 他看见我了。